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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英文广播60周年: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时间:2021-06-27 05:1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www.xjub.com.cn,1944年9月,一个新的无线电讯号出现在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美国的西海岸。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转入对德、意、日轴心国的反攻,美国政府在西海岸城市旧金山有一批专业人员,专门监听世界各地无线电传播讯号。他们捕捉到这个新的电波讯号并记录下来,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每日编辑成册,再分发给美国首都华盛顿的400名高层官员。

  这些讯号,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陕北延安,是1944年9月1日正式开播的新华社英文每日电讯。

  当年从美国西海岸接听并记录下来的这些最早的新华社英文电讯稿,至今还作为国家档案,收藏在马里兰州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档案库中。

  几年前在这个档案库的故纸堆中发现并研究过这批珍贵历史材料的美国记者李苏珊说,在新华社的英文广播上天之前,为美国官方提供的有关所谓“自由中国”的每日电讯,其主要的信息源是日本政府1936年成立的同盟通讯社。自从接收到新华社的英文电讯后,美国高层领导看到的中国华北战争图景,便有了急剧的改观。

  “突然间,那里出现了另一个声音,让人们对日本宣称的对部队的军事胜利产生了怀疑,而且最终提出了日军在华北的实力究竟如何的疑问,”李苏珊说。“这真是一段精彩的历史。”

  李苏珊的外祖父林迈可,就是这段精彩历史的一位见证。这位30年代受司徒雷登之邀在北平燕京大学执教经济学的英国勋爵,是参与创建新华社英文广播部的元勋之一。他同情中国的抗日武装,在北平时就与领导的游击队有联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和他的中国夫人李效黎等逃离北平。

  1944年5月,林迈可在中国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了两年多之后,经聶荣臻司令员同意,携夫人穿过日军三道封锁线,历经艰险,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他到延安的主要目的,是感到有必要让世界了解延安领导的抗日斗争的确切消息,并希望能助一臂之力。这与正筹备打破新闻封锁,让世界听到自己声音的延安,不谋而合。

  林迈可熟悉无线电技术,被朱德总司令委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通讯顾问”。他随即来到延安新华社所在的清凉山,协助刚刚成立的英播部筹备用英文向国外发稿。当时分管英播部的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回忆说,“林迈可同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计算出向美国西海岸发报的无线电波长,安装好天线。后来英文广播正式开播后,他就留下来帮我们润色英文稿件。”

  于是,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们开始听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不同的声音。

  不过,当时接收并记录那些英文电讯稿的美国人,可能很难想到,这些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报道,都发自中国黄土高原上一个不到10平米的土窑洞。发报的设备,是内战时期从那里缴获来的一台500瓦的发射机,英文编辑必备的打字机,则是从延安天主教堂借来的两台德文打字机,字母Z与Y和英文正好颠倒。延安当时没有电,给发报机发电的马达,要靠新华社员工烧碳启动一部汽车发动机来驱动,编辑们也要轮流用人工操纵一部手摇马达,给发动机的蓄电池充电。

  除此之外,吴老回忆说,在被日军和重重封锁,供应没有保证的延安,人人都要参加生产,自给自足。像他这样的干部,非但没有津贴费,每年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要上交一斗半小米或同等价值的实物。相比之下,林迈可这个英国贵族确实得到了特殊照顾——免除劳动任务,每月还给四斗小米的津贴。

  这个津贴在林迈可回国后很难为了一阵英国政府的调查人员。李苏珊说,“他们想知道姥爷得了多少‘好处’。于是姥爷把给他的小米从‘斗’换算成‘蒲式耳’。调查人员非常纳闷:多少蒲式耳的小米,这是哪门子报酬?”

  土窑洞,土设备,土报酬。但是英播部的人可绝对不土。除了林迈可这个货真价实的洋顾问,仅有的两个编辑都是香港大学的高才生——出生在新加坡的归国华侨沈建图,和广东顺德人陈庶。他们同在1938年来到延安,都是能直接用英文同老外交流的高手。负责英播部的吴文焘,也是北京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英文口头笔头都不弱。那是真正的精兵强将。

  沈和陈每天清晨开始翻看当天延安的《解放日报》,把认为适合对外发的新闻圈下来,然后编译成英文,经林迈可润色、吴文焘或其他领导审定后,由通讯员骑马送到发报处,在一、两个小时内用摩尔斯电码发出。

  1945年5月中国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成了英播部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战役性报道”。尽管人手依然很少,英播部在每日编发重要新闻之外,还承担了一些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包括在七大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据一些老同志回忆,这是这个文件最早的英译本。

  最令英播部的老人们自豪的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下,新华社的英文发稿基本没有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3月19日,军队占领延安。此时已补充了不少新鲜血液的英播部大队人马在延安坚持工作直到3月17日晚。在撤离延安的当天,先行到延安东北180里的瓦窑堡的沈建图、黄龙,在那里的新华社第二线战备电台继续以“新华社陕北”的电头对外发稿。从3月29日起,另一批人马又在河北涉县接替了陕北的发稿工作。接力发稿一直持续到1948年5月,新华总社随党中央到达西柏坡。

  在新闻史上罕见的这种接力发稿的流动中,英播部不仅坚持让世界听到正在孕育的新中国的声音,而且自己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新华社其他部门乃至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英文好手,在大时代的潮流中投入革命的英文专业的年轻大学生,以及来自美国、英国的国际友好人士,一批又一批地加入到英播部的行列。

  就这样,从敌人的封锁中,从纷飞的战火中,从生死的考验中,走出了新中国第一支对外传播的新军,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角落,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在延安的窑洞里,英播部的编辑们有一幅地图,一把尺子。对新闻稿中提到的地名,他们要在地图上找出来,用尺子量出它与国外读者相对较为熟悉的最近一座大城市的空间距离,作为背景补充到英文稿里。比如,中文稿说八路军某月某日在某地歼敌多少,英文编辑不会照直翻译,而要说“在距北平西南XX公里的山西XX县”,以拉近读者对这个小地方的心理距离。

  时刻想着读者,把读者放在心中,是英播部时代奠定的新华社对外传播事业的一个优良传统。对外报道的读者对象、所用的语言与对内报道都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对外报道的内容、方式以至预期目标,都必须有别于对国内的报道。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还是以后的新华社领导,都很重视对外报道和它的特殊性。英文很好的不仅在英播部坐堂看英文稿,而且碰到有重要的中文长稿需要抄写和分段翻译时,他也参加抄写和翻译。他告诉大家,要了解外国读者兴趣所在,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报道。他还说,对外传播要有自己的记者,才能写出生动活泼的报道。

  但是,虽然都是学英语出身,当年英播部的编辑们毕竟处于一个被封锁的环境,与国外读者没有直接的接触,对他们的兴趣以及不断变化的语言习惯,都缺乏了解。而不断补充进来的新兵,大都没有学过新闻,对国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新闻报道方式十分陌生。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英播部的年轻编辑们当时每天的一门必修课,就是看外电,从中琢磨写新闻导语和报道的基本功。他们也认真向林迈克以及后来的英国专家阿兰?魏宁顿等请教。

  曾担任英国机关刊物《工人日报》副主编的英共党员阿兰.魏宁顿,是林迈可1945年底离开延安回国后,新华社正式聘请的第一位外国专家。他1948年8月来到河北阜平通江口新华社总社驻地,立即投入新华社英播部的改稿工作,不久即随新华社第一批记者前往北平,参与接收电台,报道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很多老同志认为,阿兰为新华社培养了一批对外传播的业务骨干,对新华社对外传播体系的建立,有杰出的贡献。当年跟阿兰共过事的对外部年轻记者,后来担任过新华社副社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曾建徽说,“阿兰把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献给了新中国,他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华社在英播部的基础上组建了统管国内和国际新闻对外报道的对外新闻编辑部。阿兰对当时对外部年轻编辑记者的循循善诱,令很多老同志至今难忘。他利用对外部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的汇报会和每周一次的评稿会,总要点评一些发过的稿子:哪条导语写得好,为什么好,哪条导语没抓住新闻,哪篇报道缺了什么背景材料或解释不够……他后来又编写了《新闻写作入门》的小册子,印发给大家,并开办了不脱产的新闻讲座,对年轻记者进行系统的培训。原对外部副主任、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周立方说,阿兰的指导,“使我们这些没进过新闻学院的人,很快就对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关于五个W、导语、倒金字塔、时效等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我们最早都是从阿兰那里学来的。”

  把读者放在心中,就要强调新闻报道的针对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朝鲜战争中,新华社对英美战俘的报道。针对英美国家公众普遍珍惜人的生命的特点,新华社对外部及时公布英美战俘的名单,包括他们来自哪个州郡,所在部队的番号,对战俘进行专访,并设立战俘信箱,帮助他们与家人取得联系。这些报道,都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为了能够打动读者,对外报道还非常强调用事实说话,不强加于人。像被俘美军士兵受到志愿军的宽待,他们希望停止战争,渴望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报道,都是有真名实姓的人现身说法,因而扎实可信。

  为了方便读者,对外部率先实行了对长文件先摘出要点发新闻,随后再发英文全文的做法。 也是从读者的需要和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出发,对外部于1956年组建了自己的记者队伍,采访报道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直接用英文写成消息,而不再单纯编译国内部的中文大广播。同时,实行了英文定稿。这些做法很见成效。不止一位老同志提到,当时曾有西方记者经过比较,认为新华社的英文电讯要比塔斯社的强出许多。

  然而,把读者放在心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文革”期间,读者兴趣、英文定稿都成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被一概否定,新华社对外报道必须按照中文逐字逐句翻译,文风极其僵硬,大话、空话、套话连篇,内外不分到了荒唐的地步。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在某非洲国家发生叛乱的时候,我们却向人家提供“造反有理”的新闻,还曾向阿拉伯国家宣传过毛主席关于“大养其猪”的“最高指示”。这样的做法,只能损害新华社和中国对外报道的声誉。

  1977年6月,英国作家兼电影制片人、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费里克斯?格林对新华社以至中国的对外传播坦率地批评说,“你们的出版物目前的文风和表达方式是很缺乏感染力的”。这些对外宣传“从整体上说是失败”。他说,中国一些较为普通的政治语汇,如“修正主义、抓纲、两条腿走路、无产阶级政治、两条路线、矛盾、社会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法权”,它们所代表的一整套概念,“西方不关心政治的一般公众是不懂的”。可是中国对外发表的文章报道,“好象我们确实懂得你们的速记式词语”。格林建议中国每一个从事对外传播的工作者,“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

  格林的批评震动了整个中国的对外传播界。1977年8月3日,同志对格林的谈话做了批示:“我以为格林的意见很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宣传、外事的同志看看。”这对急待拨乱反正的新华社对外报道,无疑是及时雨。学习新闻传播技巧,钻研业务,开始在新华社对外传播部门蔚然成风,国际知名专家纷纷应邀前来做新闻传播讲座,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新闻学教授詹姆斯?阿伦森在新华社大礼堂开的系列讲座。阿伦森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来教新闻的美国教授,当时正在新华社与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创办的新闻系讲学,培养高素质的英语新闻采编人才。他在新华社的讲座,由对外部组织翻译成中文,在当时的对外传播界有很大的影响。

  对外报道开始转变文风,重新重视读者兴趣。这种拨乱反正马上见到成效。1979年7月8日,两年前曾经严厉批评过新华社对外报道的格林致函新华社社长曾涛,对新华社对外报道取得的进步表示祝贺,说:“现在我写信给你,不是又要提出批评,而是要说明,在我看来,新华社新闻写作和报道已经有了如此巨大的改进,我每天都从新华社伦敦分社收到新华社英文电讯稿,现在我总是渴望收到它,高兴地阅读它。改变表达方式,使之适合西方读者而不是中国读者的口味,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我衷心祝贺你们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综观新华社对外传播60年的历史,竟有将近40年时间,是处在被封锁的大环境下。在延安时代,是日寇和对中国及其领导的民主力量的封锁;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冷战时期美国及其操纵的一些国际组织对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文革”时期,是极左思潮的自我封锁。

  但是,一代又一代新华人,以他们的坚韧、机敏和智慧,冲破了重重封锁,让新中国的声音传遍世界,也一次又一次让对手刮目相看。

  朝鲜战争期间,新华社对外部第一任主任沈建图,曾用英文在朝鲜发了许多尖锐有力的批判文章。特别是在交换战俘问题的停战谈判中,沈建图写的评论,对谈判的脉络掌握得很准,评论及时,国外的采用率很高。沈建图的英文水平和把握新闻的能力,连自视甚高的阿兰都非常佩服。

  1961年4月,新中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体育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在那个年代,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剥夺,奥运会等许多国际赛事对我们紧闭大门,世乒赛成了新中国能够亮相的不多国际舞台之一。中国成为东道主,其国家通讯社的表现自然令人关切。

  为向世界报道这次比赛,新华社对外部派出钱行、曾建徽带领10名记者编辑和电务处派出的报务员,在工人体育馆设立了发稿中心。为保证时效,他们首次尝试了滚动发稿,对重要比赛逐盘报道。凡重要场次,记者用打字机在现场边看比赛边写稿,编辑现场编好后由发稿人审定,随即交报务员发出。在当时没有电脑和互联网、通讯手段远不如今天先进的条件下,他们做到重要场次的比分在比赛结束后3到5分钟发出,快讯10分钟内发出,详讯在20 到30分钟内发出。除了对比赛进程做详尽生动的描写,他们还提供了主要运动员的简况、经历和成绩等背景材料。这些报道,外电采用的比例高达70%以上,法新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对这些报道和时效予以赞扬,路透社记者还专门到对外部发稿中心来了解新华社报道的方式和提高时效的途径。

  中国是一个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她对世界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所以,让世界听到的中国的声音,当然应该是不同于西方主流媒体的声音。如果跟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后面亦步亦趋,做人家的应声虫,人家是不会在乎你说什么的。

  新华社对被称为20世纪拉丁美洲最重大的事件——古巴革命的报道,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她与西方媒体的本质区别。在为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而举行的武装起义于1956年开始时,新华社在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分社,只能根据西方通讯社和报刊以及塔斯社和拉美进步报刊的报道发消息、综述和评论。在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于1959年1月取得胜利、新华社随即在哈瓦那建立了在拉美第一个分社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新华社对古巴革命的报道,都是根据这些二手材料编发的。然而,新华社对古巴革命的报道,态度积极,思想鲜明,内容充分,也在国外引起了反响。古巴革命胜利前夕的1958年12月31日,美联社一则东京电头的报道这样评价新华社对古巴革命的报道:“流血叛乱的消息已成为北平电台和官方新华通讯社的记者们的重要新闻。北平政权没有具体说它赞成卡斯特罗的叛乱分子,但是如果看一下它对战争的提法就能清楚地说明它站在哪一边。”参与创建新华社哈瓦那分社,前后在古巴工作过7年的原新华社副社长庞炳庵说,这种评价,“是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界的光荣”,“也是对古巴革命充满敌意的资产阶级通讯社在历史事实面前的哀叹”。而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罗加则于1960年5月19日在古巴《今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新华社向全世界发的关于古巴的消息比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发的多。在这方面,还有个区别。新华社发确实的和正确引导舆论的消息,而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发捏造的和为了制造混乱并欺骗人民的消息。”

  对中国偏见很深的西方媒体,发“捏造”和“制造混乱”的消息,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时候,新华社的对外报道,就会跟它们短兵相接,针锋相对。比如对美国国会议员歪曲我西藏政策的报道的反击。那是1997年8月20日,美国众议员佛兰克?沃尔夫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说他8月9日至13日乔装成游客到西藏秘密旅行了4天。他说,这是一次“地狱之行”,说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残酷”,“近20年汉人屠杀了近100万藏人”,“西藏正在消失”。在进行无中生有的指控的同时,他煽动西方国家对所谓“西藏问题”实施干预。 沃尔夫讲线日起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掀起又一股恶浪。

  8月22日下午,新华社对外部编辑从网上看到西方通讯社所发沃尔夫谈“地狱之行”的报道,立即向对外部值班室汇报。经社总编室批准,对外部马上着手组织反击沃尔夫的污蔑。第二天,8月23日,总社对外部记者上午采访了正在北京参加藏学研讨会的西方专家,当天下午2时发出《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西方学者批驳佛兰克?沃尔夫关于西藏的言论》;连夜得到通知的西藏分社记者则在拉萨采访了农奴出身的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热地,晚8时,《热地驳斥美国议员关于西藏的言论》“上天”。这两篇重头稿件发出后,海外报刊广为采用,西方几大通讯社详细转播或引用,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很快做出回应。

  让对手刮目相看的,也有新华社对外报道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实事求是的坦诚态度。像1998年1月对张北地震的报道,无论时效还是报道的数量和深度广度,都抢在外电的前头。除地震当日发出消息,对外部两名记者在第二天赶到灾区,在72小时内采写了12条现场新闻。这些报道,都打进了西方媒体。意大利安莎社北京分社社长巴尔巴拉评论新华社张北地震的对外报道说:“过去10年里,新华社很少这样报道灾害新闻。”法新社北京分社社长唐佩安认为,新华社对张北地震的报道,“体现了一种开放精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北京分社社长毕克说,“我过去一向不把新华社记者当记者看待,今天的这几场报道使我对新华社记者刮目相待。”

  60年过去,从延安窑洞中开始的新华社对外报道,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容忽视的一个声音。她包括国内、国际和体育新闻的对外报道,从单一的英文发稿发展为英、法、西、俄、阿、葡和中文等多种语种,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向世界各地提供各类新闻总字数达40多万字,其中仅中国国内新闻的英文对外报道,就达日均70条。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为新华社赢得辉煌的人们,却大多数终生默默无闻,在中国知名记者的行列中,难觅他们的身影。名利与他们无份,但牺牲却在所难免。

  1955年4月11日,中国包租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飞往印尼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的途中,由于台湾特务蓄谋破坏,爆炸坠海,机上11名乘客全部罹难。这其中,有三位前去采访此次万隆会议的新华社记者,包括在延安创建英播部的元老、新华社对外部主任沈建图。当时噩耗传来,整个新华社都沉浸在失去战友和亲人的悲痛之中。

  如果说,为开创新华社对外报道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沈建图,因为他的壮烈牺牲而名满天下,他的继任者陈龙,却鲜为人知。这位延安窑洞英播部时代的另一位先驱者,也是一位归国华侨。他像老黄牛一样在对外传播的土地上耕耘了几十年, 直到1 9 8 2 年,在五届人大最后一次会议结束的当天,他作为新华社对外部此次会议对外报道的总指挥,突发脑溢血,倒在会议报道中心,自此半身不遂。1 9 8 9 年5 月,他怀着对为之奋斗了近半个世纪的对外传播事业的无限眷恋,默默地与世长辞。

  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她——当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的才女芮宛如。上个世纪5 0 年代初,她和那个年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也要写一部《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样的名篇”的抱负,成为新华社对外报道队伍中的一名新兵。几十

  年过去,她采写过、编发过无数篇报道,其中不少堪称佳作,但绝大多数却连署名都没有。1 9 8 9 年3 月,正在新华社对外部主任的岗位上大展才华的她,因突发大面积心梗,匆匆离开人世。

  芮宛如逝世前不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这样喜欢自己的工作——对外报道?一干3 5 年,还不肯罢休?明明知道不会留下‘名记者’的光辉,也未能给家庭以贤妻良母的温暖!……这是因为,在奋起应战,和西方新闻界交锋中所感受到的这种战斗的特殊价值,其奥妙与乐趣,成功与失败的反思,是如此之丰富,足以补偿一切。”

  这篇遗作,道出了所有从事对外新闻传播事业的战士的心声。正是在“和西方新闻界交锋中所感受到的这种战斗的特殊价值”,鼓舞着她的后辈们,继续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在这个事业中。

  为这个事业所吸引,对外部记者文赤桦自费去美国学习,获得两个硕士学位,有了不错的工作后,又毅然回到新华社,在对外部特稿社从事专为国外报刊直接提供英文深度报道的工作。2000年底,她去重庆忠县的贫困山区采访,是大山中的拔山中学见到的第一个新闻记者。经过对老师、学生、家长的深入采访,她写下介绍这所山村中学的教师如何坚守贫困,提供第一流教育的英文特稿《中国的平民教育》,被亚洲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以整版篇幅全文采用。名列世界500强的德国克鲁勃公司香港分公司的总裁看到这篇文章后,深受感动,亲自去拔山中学两次,遍访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认为报道百分之百的真实,当即决定捐资帮助这所乡村中学。为此,拔山中学校长特意给特稿社发来感谢信,甚至教导自己考上清华大学的儿子说:“你做人就要做文记者这样的人。”

  2004年4月7日,亚洲开发银行首届“开发亚洲新闻报道奖”揭晓,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社记者马桂花关于广西农村妇女小额项目贷款的报道、林谷关于中越边境艾滋病危机的报道,分别获得“益贫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类和“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开发”类的一、二等奖,马桂花并被评为唯一的“年度最佳女记者”。他们的作品是亚洲银行新闻学院一个专门的评委会从亚洲各国数百名记者的上千篇英文报道中选出的。他们的获奖,充分显示了新华社年轻一代对外记者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在纪念新华社英文广播开播60周年的时刻,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新一代新华人可以告慰前辈的是:随着中国国际和国内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新华社和整个中国对外传播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中国的声音被忽视、被阻隔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们也深知:当今世界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形势依然相当严峻,对外传播事业依然任重道远。